随葬的出现与信仰的关系

随葬与信仰

丧葬习俗中的随葬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形态。今天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数十万年前最原始的葬俗中，随葬—些简单的石器或生活用品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到新石器时代，随葬几乎巳经习俗化、仪式化或制度化。这种伴随着灵魂不死而善待尸体的观念和习俗，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古人将丧葬与信仰结合的魅力。裴李岗遗址中发现的随葬品，少的1件，多的达20余件。大汶口文化后期，随葬更为明显，有的墓葬随葬陶器达一百多种，渚头十余个。到了阶级社会，统治者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并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随葬于自己的墓室之中。发掘于1976年的安阳小屯村的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后妃的“妇好墓，不仅有随葬的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余件、骨牙器560多件、陶器11件、海贝6800余枚，还有绚人16人、拘狗6只。试想，在3000多年前的社会，死后要敛聚这么多财产和人畜随葬，若没有信仰和习俗推动，是很难完成的。加上“妇好”不过是武丁诸妇之一，那么，诸如武丁之类的商王陵，随葬器物会更丰富，这就绝不会只是一种推论。可惜当时的王陵大都已被盗掘，而今已无从得知了。

从三代到秦汉，丧葬大量随葬物品的形式一直得到加强。《晋书.索传》有一段晋武帝与大臣索的问答，非常真实地记述了封建统治者实行厚葬的情况。当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汉陵中何乃多耶？’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巳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有尹汉代杜陵全貌图采自《汉杜陵陵园遣址》桓、解武等数千家人盗挖汉朝的霸陵和杜陵，得到了许多珍宝。晋武帝就问大臣索为什么汉朝皇帝的陵墓中有那么多的珍宝。索回答说：汉代规定，天子当皇帝一年就要准备建陵墓，而天下所有的赋税，三分之一是供宗庙等祭祖用的，三分之一是用来给官员及所雇佣的人开支的，还有三分之一则是用来建陵墓用的。汉武帝长寿，等到他死之后，他的茂陵已经放不下东西了，其所种的树都可以做栋梁了。

农民起义的赤眉军即使取了大量的东西，也不到它的一半，还有大量的腐坏了的锦帛堆积成山，有许多珠玉都没有拿走。至于说霸陵和杜陵，那是属于随葬品不丰厚的。这些丰厚的随葬品，都做了帝王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的用品，由此可知，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随葬的习俗。古时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倡薄葬、俭葬，甚至像庄子还要求裸葬，“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巩，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邪?用天地做棺材，以日月为璧，星辰为珠玑作为随葬品，以世上万物为我的祭祀斋物，我的葬礼难道说不也很完备吗？可以说，提倡薄葬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厚葬的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有薄葬的声音？就因为有厚葬，所以有识之士要提倡薄葬。

在经历汉末的动乱时，人们看到那些厚葬的墓大都被盗，全尸不得保留，薄葬便成为当时的主流。但一旦社会稳定后，厚葬就又成了丧葬主流。唐代时，曾有官员多次上书要求禁止厚葬，但厚葬依然不止:于是唐绍只得变通说：“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但事实上，当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巳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

甚至有人提出，“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历史上人们实行厚葬，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随葬品方面从来都不吝啬，原因无他，人们相信厚葬之物可以为死者到另一个世界提供享用的条件。为了满足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需要，没有丰厚的随葬品，如何让一个生活在越来越充满物欲的世界上的人在心理上得到平衡？然而，谁又能证明，那牲得到了大量随葬品的帝王、官员、有钱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沾必定是快乐的呢？至少那些由于厚葬而弄得几乎倾家荡产的丧主们在现世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厚葬而欠下外债需要节衣縮食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还清。